因一篇C羅的驚天采訪，英國名嘴摩根在賺得滿盆流量的同時，也讓自己過了一把當主角的癮。在本次采訪的預告片中，摩根放出狠料，將C羅對曼聯的種種指責公之于眾，就此掀開了兩大陣營的對壘，并吸引著一眾“大腕”介入其中、夸夸其談，同時，各大報紙的頭條、各大網站的報道也讓所有球迷甚至非球迷的讀者均有所耳聞，最大程度匯攏了人們的目光。
然而，在昨天公布的第一部分采訪中，C羅的發言看起來并不像預告片中宣揚的那般駭人聽聞，除打破梅西球衣銷量紀錄的回應外，幾乎都是預告片中出現過的內容。今天早些時候公布的第二部分采訪內容，看起來也無非是預告片的加長版，而且從完整的采訪內容來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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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與滕哈赫的關系、提前離場、缺席季前賽、梅西等話題，C羅的語氣雖略顯自我，但也不乏理性與條理，顯然談不上“爆炸式”的采訪。
這一反差十足的現象引來了人們的抱怨與質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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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然就C羅的采訪內容，摩根進行了大量的包裝修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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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僅對部分內容斷章取義、夸大意義，也添加了不少噱頭博人眼球，充斥著“標題黨”的成分。然而，摩根如此煞費苦心加工甚至改造這篇采訪的目的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不擇手段賺取流量。
對此讀者雖深感不滿，但卻見怪不怪。當今時代，互聯網遍布全球，大眾傳媒覆蓋著生活的每一個角落，只要人們打開電腦或解鎖手機，就會被鋪天蓋地的文字信息團團包圍，而在這圍墻之下，人們既無力反抗，因為電子設備乃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伴侶，也習以為常，因為流量至上、利益優先早已在潛移默化中成了入情入理的價值觀。
然而，如果我們跳出世俗化、固定化的模式來看待這一現象，不難發現其中的玄機。本文將結合德國哲學家西奧多-阿多諾（Theodor Adorno）提出的“文化工業（Culture Industry）”概念，對“摩根事件”進行深層、理智的分析與解讀。
“文化工業”的內涵
阿多諾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之一（該學派以注重社會文化問題而著稱），學派的領軍人物大多為法蘭克福大學的哲學、社會學教授。1944年，阿多諾與同事霍克海默合著了《啟蒙辯證法》，憑借這本經典之作，阿諾多一炮而紅被世人所熟知，“文化工業”這一概念，正是《啟蒙辯證法》中的核心章節。
所謂“文化工業”，指的是“文化”與“工業”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系列結合在了一起。
阿多諾認為在大工業時代，利益至上已成為思想主流，生產商費盡心思生產著各式各樣的商品，目的便是通過這些商品謀求利益最大化，而消費者面對著商品樣式的優化、功能的升級，以及高科技手段的大肆宣傳，無不被形形色色的“寶貝”所誘惑，甘愿掏出腰包，通過消費謀求快感。
簡而言之，阿多諾認為在高度發達的工業時代，人們的思想中心只有一個，那便是——商品。
如果你是生產者，那么你的腦子里整天想的只有一件事，如何出售商品，如果你是消費者，那么也只有一件事情值得你去思考-如何購買商品。這樣一來，商品便成了主體，人成了客體，不是商品為人服務，而是人為商品服務，人與商品的關系完全顛倒了。例如，很多年輕人都渴望擁有最新版本的智能手機，不惜犧牲個人的時間、精力、體力、財力，淪為智能手機的“奴隸”，而當他們得到心怡的商品后，很快就會被下一件商品所吸引，不斷惡性循環。
而“文化”與“工業”不同，這里主要指的是與大眾文化（Mass Culture）相區別的高雅文化，也就是藝術文化。
阿多諾認為，與工業產品不同，文化產品起碼有兩個獨特之處。其一，文化產品能揭露現實的弊端與缺陷，使人們在物欲橫流的消費社會中看清被商品支配的真相，例如卓別林的電影《摩登時代》表達了在工廠中不是人操縱機器而是機器操縱人，菲茨杰拉德的小說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諷刺了紙醉金迷的縱欲生活，揭露了“自由與夢想”的美國夢實質上是一場鈔票統治下道德淪喪的噩夢。
其二，藝術也有升華現實，給人提供理想維度與光明希望的作用。例如優美的古典音樂能使人產生夢游仙境的感覺，毛姆的著作《月亮與六便士》通過敘述一位證券經紀人不滿庸俗奮不顧身追逐夢想的故事，表達了生活完全有另一種可能的觀念。
阿多諾認為，隨著高科技傳媒技術（電視、廣播、報紙以及當今的互聯網）的出現及發展，文化這塊最后的凈土也遭到污染，文化產品淪為工業產品的一部分。這意味著，文化喪失了揭露現實、指明希望的獨特功能，轉而成了一種商品。在“文化工業”中，文化已不再純粹，變成了“非文化”或“虛假文化”。
“文化工業”的特點及后果
繼而，阿多諾認為隨著文化被納入工業體系之中，一切商品固有的特點也移植到了文化身上。
首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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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產品的個性喪失殆盡，取而代之的是嚴重的同質化與標準化。
拿文學作品舉例，一部小說之所以能流芳百世，正在于它彰顯了獨一無二的個性，表達了獨樹一幟的觀點。而在文化工業時代文學作品的這一特征不復存在，人們喜歡看什么、什么題材最受歡迎、如何書寫更有看點，這些原則早已統治了作者，他們只能寫符合潮流的作品，只能寫滿足市場需求的作品， 至于作品的個性與創意則無關痛癢。
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，看似紛繁多樣的文化產品，其背后的框架模式幾乎是完全相同的，文化產品的個性喪失殆盡。例如近年的青春偶像劇故事情節千遍一律，觀眾剛看到開頭就能想到結尾。再例如通俗網絡小說，主題不是“窮小子逆襲”就是“霸道總裁愛上我”這類爛大街的標簽。
相比之下，文化工業的第二個后果則更加嚴重。
阿多諾認為，在工業模式之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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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產品喪失了高貴的初衷，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再是揭露現實、呼喚希望，而一切都是為了經濟利益最大化。
海明威、加繆視寫作為“戰斗”，村上春樹視寫作為心靈的對話，薩特視寫作為存在的意義，而在文化工業的統攝之下，大家寫作的目的只有一個-賺錢。
由此，便不難理解“標題黨”、“博眼球”、“混淆視聽”等當代文化產品的通病從何而來。至于“摩根事件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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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并不例外。
以“文化工業”視角看“摩根事件”
以這次C羅專訪內容為素材，摩根首先將采訪內容分割成多個片段，依次向公眾開放，意在達成流量“續杯”的效果。其次，摩根刻意摘選了采訪中最具爭議的內容，并將這些內容掐頭去尾，加工成看點滿滿的預告片，以調足大家的胃口。最后，摩根表面上旨在澄清事實真相，為飽受爭議、四面楚歌的C羅提供一個自我辯護的機會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：“為了在6個月的謊言和誹謗之后澄清事實。”實則打著騙取流量和自我營銷的主意。
不得不說，就純粹商業角度而言，摩根的這波“騷操作”旗開得勝，順利攻占各大報紙頭條、引發輿論熱議便是勝利的碩果，而至于公眾看法、評論風向則微不足道。
事實上，在新聞報道、時事評價無處不在、無時不有的信息化時代，像摩根這樣崇尚“流量為王”的媒體人漫天遍地，甚至媒體與流量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已畫上了等號，而這，正是“文化工業”的典型特征。
即便如此，若站在職業道德和倫理尺度層面指責摩根未免過于苛刻，當讀者紛紛對這位“演員”嘩眾取寵的行為嗤之以鼻的同時，應認識到此舉也許并非出自他的本意。作為一名“久經沙場”的媒體人，摩根早已對行業密碼了如指掌，而在文化工業的大背景之下，當新聞報業也成為一種商品時，摩根捏造故事、追逐利益、惹人注目的做法也就不足為奇。
“精神的真正功勞在于對物化的否定。一旦精神變成了文化財富，被用于消費，精神就必定會走向消亡。”———阿多諾《啟蒙辯證法》
（仰臥撐/Harry），
